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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年终特稿)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北京12月27日电题：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记者路梅

　　2022年，“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涉台领域热议话题。这一年，两岸关系愈发复杂严峻，“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大陆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台独”、反干涉，同时仍强调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扎实的作为，在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美台勾连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近年来，美国为遏制打压中国，频打“台湾牌”，纵容与支持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政策，加深介入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民进党当局则甘做美国马前卒，充当美“以台制华”的筹码。

　　观察家们普遍看到，台海局势走向越来越系于中美博弈，为了打压遏制中国，美方怂恿台湾当局扮演更加激进对抗大陆的角色。美国纵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加码对台军售，将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等内容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不仅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更令台海陷入危局。

　　有西方媒体形容台湾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岛内学者则忧心，美方试图让台湾成为“豪猪”“军事堡垒”或“巨大的军火库”，甚至“全民皆兵”，是把台湾推向两岸冲突的火线，对台湾很不利；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的路线，最终牺牲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

　　大陆坚决反“台独”反干涉力度仍将加强

　　针对佩洛西窜台等美西方干涉行径，大陆方面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及军事等方面，用“台独”势力、外国干涉势力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展现了反干涉的坚定决心。

　　台海博弈是实力的较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大陆方面已具备在台海地区的联合封控能力及区域拒止能力，并从此打破台湾当局所谓的“海峡中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曾向中新社分析指出，大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总体态势、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会促进形成新的战略态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统一进程。

　　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在报告中强调反分裂、反干涉，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加入反“台独”等内容，体现了反对和遏制“台独”既是全党意志，也是人民心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汪曙申认为，未来大陆对台工作会更加紧密地统筹反干涉和反“台独”两条战线，反干涉的斗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前路仍有风浪 “方略”是行动指南

　　11月底，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凸显其“抗中保台”牌失效，但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并无反省之心，不会就此停止操弄两岸对立，台美勾连也呈现升级态势。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对中新社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台海依然会风高浪急。2024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如果两党候选人竞相利用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和挑衅为自己加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如果公然声称和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参选或当选，都将给台海局势带来更多变数，甚至掀起惊涛骇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鹏指出，无论何人何时破坏这条铁律，一定会招致大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大陆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可以发挥有效反制作用。

　　李鹏表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未来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持续塑造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时与势具有重大意义，相信大陆方面有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塑造两岸互动新局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尽管受台湾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大陆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对台湾而言，大陆巨大的市场仍具有不可替代性。近日，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厦门成功线下举办，台湾多个工商团体也在积极规划赴陆交流行程，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表达了信心与期待，让两岸经济“脱钩论”不攻自破。

　　二十大报告强调“造福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展现了大陆方面争取和平统一、争取台湾民心的诚意，也让台湾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更有信心。大陆方面持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将为和平统一打造更广阔民众基础。(完)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