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蒋雨彤)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